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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本溯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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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孔子与五经  

2013-01-25 08:21:55|  分类: 易经、相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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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一生,到底学了多少知识?至今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孔子本人说他自己:述而不作《论语·述而篇》,而历史记载是:删诗书、定礼乐、修春秋、序易传。到底如何?可以析而研究之。

删诗之说,见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: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厉之缺,始于衽席,故曰《关睢》之乱,以为《风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

司马迁大概是根据《论语·子罕篇》所述: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演化出来的。实际上,删诗之说,有待商榷。

鲁襄公二十九年,吴公子季扎聘鲁,已经详细观看了《诗》的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演奏,可见当时《诗》已经有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定本。那时孔子才八岁。

《论语·为政篇》曰: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《论语·子路篇》曰: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为。《论语·八佾篇》曰:《关睢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曰:兴于《诗》,立于礼,成于乐。《论语·季氏篇》曰:不学《诗》无以言。《论语·阳货篇》曰:《诗》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其犹面墙而立也。

实际上,《诗经》在春秋时,已是交际往来习用的语言,《论语》也说明了这个情况,《左传》一书,其中多处记载了引《诗》示意的生动史例,可见,《诗》已在当时社会广泛流传了。

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曰:放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。《论语·阳货篇》曰:子曰:恶紫之夺珠也,恶郑声之乱雅乐也,恶利口之复邦家者。可见孔子对“郑声”的淫荡,十分忌恨。他要删《诗》,—定会把《郑风》、《卫风》删掉。他只说《郑风》不好,并没有说把它删掉。现存的《诗经》也还保留着《郑风》与《卫风》。可见孔子没有做过删《诗》的事。“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”之说,至多,也只不过是孔子把《雅》、《颂》的乐谱整理了一下,还找不到确据。

删《书》之说,更为渺茫,更有待商榷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:追迹三代之礼,序《书》传。司马迁说话的根据,只有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,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徵之也。周鉴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。其论据显然不足。实际上,《尚书》这部书,是我国最古历史文献,经过天灾人祸,先秦版本,早已亡佚。西汉伏生所授的《今文尚书》也亡于晋朝,现存《尚书》版本,只有东晋梅颐所献《古文尚书》。这部书大家公认为伪书。它包含28篇今文和25篇古文,假论孔安国为序,杂组而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自吴械始有异议,朱子亦稍稍疑之。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,相继抉摘,其伪益彰。清人闫若据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引经据典,逐一揭其矛盾。《古文尚书》之伪乃大明。之后,惠栋又作《古文尚书考》。程迁祚作《晚书订疑》,段玉裁作《古文尚书撰异》,继闫若据之后更证明了《古文尚书》之伪。多人论《书》,但无人能找出先秦时代《书》的真本。

《论语》中三次提《书》:《论语·述而篇》曰: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《礼》,皆雅言也。《论语·为政篇》曰:或问孔子曰:子奚不为政。子曰:《书》云:孝乎惟孝,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。是亦为政,奚其为为政?《论语·宪问篇》曰:《书》云:高宗谅阴,三年不言,何谓也?子曰:何必高宗,古之人皆然。君薨,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。《论语》中,孔子论《诗》有十一条,论《礼》、《乐》有八条,论《乐》有十六条,谈《书》最少;他要弟子们学《诗》、学《礼》,却没有教弟子学《书》的语言。

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,取如此漠然态度;对序《书》一件大事,只字未提,可见删《书》、序《书》之说,是没有根据的。钱玄同认为孔子与《六经》没有关系,应该不是妄言虚语。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中,讲了孔子有“六艺之教”,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遂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神化,《春秋》以义。”这里的《书》教,显然指的是《尚书》,但与《周礼地官司徒保氏》所说的“六艺”不同,那里说:“教国子以道,乃教之以六艺:一曰五礼,二曰六乐,三曰五射,四曰五驭,五曰六书,六曰九数。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这个“书”,说得明白,指的“六书”之法,不是《书经》。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又说有“七教”:“上敬老则下益孝,上顺齿则下益悌,上乐施则下益谅,上亲贤则下择友,上好德则下不隐,上恶贪则下耻争,上强果则下廉耻,……此谓七教。”《中庸》又有“九经”之说:“天下国家有九经。曰:修身也,尊贤也,亲亲也,敬大臣也,体群臣也,子庶民也,来百工也,柔远人也,怀诸侯也。”《论语·述而篇》曰:子以四教,文、行、忠、信。孔子主张:兴于《诗》,立于《礼》、成于《乐》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曰: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,执《礼》。孔子的“文”,指的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知识与理论,用以指导行动,使之“不逾矩”,达到忠与信的目的。把这些文献所载对比起来,很难确定孔子曾以《书经》为教材,谈到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《礼》”,也不过是把《书经》一些物语,当作一般的“雅言”而已,没有成本大套讲论过《书经》。

这样说来,删《书》之说,也就不能成立了。“定礼乐”如何呢?

古《乐记》久已失传,无从考辑:现存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既讲了礼,也涉及乐。所谓“定礼乐”,大概指的就是“三礼”。

《周礼》一书,于诸经之中,其出最晚,其真伪亦纷如聚讼,不可枚举。宋张载认为:《周礼》是的当之书,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。宋郑樵说:周公居摄六年之后,书成归丰,而实未实行。大体上可以说《周礼》作于周初,而周事之可考者,不过春秋以后,东迁以前三百年,其官制政典之改易,不知凡几,着手改易的人不是周公一人,多所增损;刘歆据《左传》校勘《周礼》,而《左传》之礼经,皆不见于《周礼》。可见《周礼》一书,不是原文,亦非全部伪作。汉郑玄、马融谓为周公所作,汉代已有人反对;唐贾公彦《周礼疏·序周礼废兴》说:周礼起于成帝刘歆,而成于郑玄,附离之大半,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,故十论七难以排异之。何休亦以为战国阴谋之书。宋洪迈《容斋笔记》说:《周礼》一书,世谓周公所作,非也。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。考其实,盖出于刘歆之手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尽载诸经专师传授,此独无传。至王莽时,歆为国师,始建立《周官经》以为《周礼》,且置博士。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,还家以教门徒。好学之士郑兴及其从往师之,此书遂行。

虽对此说遵违不一,但近代公认《周礼》为多收集古籍,集辑成书,与孔子没有关系。

《仪礼》乃记载礼仪的书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:礼,古经五十六卷,经十七篇。今只存十七篇,限于士礼。旧说以为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:礼,固自孔子时,而其经不具。及至秦焚书,散亡益多,于今独有《士礼》,高堂生能言之。这里说《仪礼》传自孔子。清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认为《仪礼》非周公之作。邵懿臣、皮锡瑞等认为是孔子之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这样说的:仪礼,汉郑玄注,贾公彦疏。仪礼出残阙之余,汉代所传,凡有三本,一曰戴德本,一曰戴胜本,一曰刘向别录本。其经亦有二本:高堂生所传者,课之今文;鲁恭王坏孔子宅,得亡《仪礼》五十六篇,其字皆以篆书之,谓之古文。四库书编者众多硕儒,考校周备,据此可知《仪礼》并非孔子所作。

《礼记》一书,包罗甚广,如《王制》、《月令》、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大学》等,公认为儒家之书,出自孔门后学之手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言之甚详:《礼记》,汉郑玄经,唐孔颖达疏,《隋书经籍志》曰:河涧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回三十一篇献之,时无传之者;至刘向考校经籍,检得—百三十篇,第而叙之;又得《明堂阴阳记》三十三篇,《孔子三朝记》七篇,《王史氏记》二十一篇,《乐记》二十三篇,凡五种,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删其烦重,合而记之,为八十五篇,谓之《大戴记》。而戴胜又删大戴之书,为四十六篇,谓之《小戴记》。汉末,马融遂传小戴之学,融又益以《月令》—篇、《明堂位》一篇、《乐记》一篇,合四十九篇云云。后人驳却此说,认为后三篇非马融所增益,原四十九篇即《小戴记》之原书。

总之,《礼己》一书,也不是孔子所作。

孔子与乐的关系。

《论语》中有孔子“正乐”之说,也止一句而已:《论语·子罕篇》子曰:吾自卫返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好像《雅》、《颂》的歌谱是孔子定正的。其实不然。据《左传·鲁襄公二十九年》,吴公子季扎聘鲁,听了周乐,听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歌,对《十五国风》一一作了赞语。听了歌《小雅》后,季扎赞曰:美哉,思而不二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?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听了歌《大雅》之后,季扎赞曰:广哉,熙熙乎,曲而有直体,其文王之德乎!听了歌《颂》之后,季扎赞曰:至矣哉!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迩而不倡,远而不携,迁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,用而不匮,广而不宣,施而不费,取而不贪,处而不底。五声和,八风平,节有度,守有序。盛德之所同也。他又看了舞《象箭》、舞《南篱》、舞《大武》、舞《韶漫》、舞《大夏》、舞《韶稍》,对其音乐及舞蹈均一一作了赞语,由此可见,《雅》、《颂》及《十五国风》之乐,早有定品,不须孔子去做“乐正”。不特此也,与之相应多种舞蹈及音乐亦有定式。故知:不待孔子之定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早已各得其所,各种舞蹈及其音乐,亦早已各得其所。季扎聘鲁时,孔子才八岁。

在别处,孔子谈及音乐的话,还有:《论语·泰伯篇》子曰:兴于《诗》,立于《礼》,成于乐。意思是说: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是相辅为用的。《论语·八佾》子曰:《韶》尽美矣,又尽善矣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:子在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。曰:不图为乐风之至于斯也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子曰:师挚之始,《关睢》之乱,洋洋乎其盈耳哉。这都是赞美音乐艺术美及其感染力的。《论语·八佾篇》:子语鲁大师乐曰:始作,翕如也;从之,纯如也;嗷如也;绎如也,以成。这是孔子谈的乐理。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,孔子对古《乐经》作过整理工作。古《乐经》早已亡佚,《论语》里也没有提过它。至于大量的旧乐谱,以及舞蹈音乐的繁重整理工作,看不到孔子的痕迹。像季扎聘鲁时对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以及多种舞乐的品评,孔子也没有作过。可见孔子定乐的事,也是渺茫莫可捉摸的。

关于“修春秋”。孔子主“述而不作”《论语·述而篇》。关于“春秋”的出处,说法有:一曰修春秋;二曰成春秋;三曰作春秋;(成与作之说,见于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;四曰为春秋,马骕《绎史》有此说:至于为春秋,笔则笔,削则削,子夏之徒不能赞—辞。“作”与“为”,可以理解为辑集素材,思理有序,举笔成章,拓荒成书。“修”与“成”似应解为: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,加以修整而后定稿。孟子兼“成”与“作”为说,左丘明主“修”说,可见《春秋》一书到底怎样形成的,已是模糊状态。

《春秋》一书与三传所记不同。《春秋经》终于鲁哀公十六年,并云:夏四月已丑孔丘卒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怎么能把自己的死年月日时写上去?马骕的解释说:弟子欲存孔子卒,故并录以续孔子所修之经。那么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为什么只记到鲁哀公十四年,而不续记孔子卒?《左传》不但写了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,而且把《春秋》记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,这又是为什么?对于这个问题,杜预在《左传序》里只作了一个含乎其辞的答复:异乎余所闻。这里露出了《春秋》是否孔子所作的破绽。

不止此也,《春秋经》与三传之间,不但字有许多差别,文亦有别。如隐公元年,公及邾仪父盟于蔑,“邾”在《公羊传》作“邾娄”,“蔑”在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均作“昧”。隐公二年,“无骇帅师入极……九月,纪裂繻来迎女”。“无骇”,《谷梁传》作“侅”;“裂繻,”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并作“履緰(音:头;意:细布)”。又如“夏四月君氏卒……癸未,葬宋穆公。”“君氏”,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并作“尹氏”;“穆”,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并作“缪”。此种差异不胜枚举。《公羊传》记孔子诞日曰:“襄公二十二年十(有一)月庚子孔子生。”《谷梁传》记曰:“庚子,孔子生。”《左传》没有孔子生日的记载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只说“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”。这样一件大事为什么各《传》记载不同,《左传》为什么没有记载?都是无法解释的。杜预《左传序》说了《春秋》的来由:“《春秋》者,鲁史记之名也。……周礼有史官,掌邦国四方之事,达四方之志,诸侯亦各有国史,大事书之于策,小事简牍而已。孟子曰:楚谓之《榛杌》,晋谓之《乘》,而鲁谓之《春秋》,其实一也。……”由此可见《春秋》乃鲁侯的史记,有定本,不须孔子去“作”、“成”或“修”。杜预强为之说: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,上以遵周公之遗则,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,文之所害,则刊而正之,以示劝戒,其余则皆即用旧史。”杜预这段话,是为了证明孔子确实下过“修”《春秋》的功夫。这样大的一件事,在《论语》中未见与诸弟子谈过,也未见诸弟子对此做过赞誉,可见还是子虚乌有者也。杜预说了—句实话:“其余则皆即用旧史”。实际也就是一本旧史,孔子未曾“作”、“成”、“修”过,而是公羊高、谷梁赤、左丘明以之为本,做过一番传述。至于左丘明曾受业于孔子的事,也是查无实据的。孔子作《春秋》是无凭无据的。

孔子与《易》。

孔子“序易传”之说,始于《史记》: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繁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,读《易》韦编三绝,曰:假我数年,若是,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此后,《论语谶》记曰:孔子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,铁挝三折,漆书三灭。《抱朴子》记曰:有古强者云:孔子尝劝我读《易》。云:此良书也,丘窃好之,韦编三绝,铁挝三折,今乃大悟。《易纬乾凿度》把孔子“序易传”写得神乎其神:五十究易,作十翼,……颐师于姬昌,法旦作九问、十恶、七正、八叹,上下系辞。这些都是无据之谈。汉武帝“尊儒术、黜百家”,把《易经》尊为六经之首,董仲舒乘时大扬其波:《易》本天地,故长于数。实际上,考据学盛行以来,人们已公认,《易传》乃战国时人的作品。

《论语·述而篇》曰:假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这就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才想下功夫学《易》。以前他没有学《易》。五十岁以后,孔子干了什么?他五十一岁见用于鲁,在中都宰,后迁为司冠,参加了齐鲁夹谷之会;五十三岁,为了强公室,他抑三桓,隳三城,受挫。齐人以女乐贿鲁定公,定公谣乐,三日不听朝政。孔子失去施展抱负的条件,于是离开了“父母之邦”,周游列国十四年。六十八岁,孔子回到鲁国,七十三岁去世。五十岁以后从政繁忙,周游列国,劳碌奔波,从来未见他学过《易》,也未和弟子们讨论过《易》,回到鲁国五年,《论语》中也没有研《易》的记载。此可见“晚而喜《易》”、“韦编三绝”的说法,是无凭无据的。

另外,“假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这段话,在《鲁论语》里则是另外的写法:“假我数年,五十而学;亦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这里把“易”变成了“亦”。若此说属实,更可知“晚而喜《易》”是靠不住的。

有人说:《论语》里也引用了《易经》的话:《论语·子路篇》子曰: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这句话见于《易》之恒卦九三爻。但这里用的是否恒卦的爻辞,是值得研究的,《易》之爻辞,实《周易正义》曰:《易》之爻辞,亦名为繇。《汉书·李寻传》人民繇俗之注曰:繇,读与谣同。《国语·周语》曰:风听胪言于市,辨妖祥于谣。掌卜辞的“贞人”,常用民谣表述卜兆而成爻辞,如《咸·九四》:憧憧往来,朋从尔思。《中孚·九二》: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;我有好爵,吾与尔靡之。《归妹·六三》:归妹以须,反归以娣。《震卦》:震来虩虩(音:细;意:恐惧),笑言哑哑,震惊百里,不丧鬯。

孔子引用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,并没有说《易》曰,很大可能是直接用的民谣。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的全句是这样的,《论语·子路篇》:南人有言曰: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善夫!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子曰:不占而己矣!子曰:善人为邦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子曰:无欲速,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子曰:善人,吾不得而见之矣;得见有恒者,斯可矣。亡而为有,虚而为盈,约而为泰,难乎有恒矣。这里,孔子引用了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”、“欲速则不达”等民谣,着重点在阐述“恒”的重要,并且指出“不占而己矣。”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,可以肯定,孔子不是引“易”,而是引用民谣。

孔子对于卜筮并不感兴趣,不但说过“不占而已矣”,还在许多处表示了他不信占卜:

《论语·八佾篇》: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。《论语·雍也篇》: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: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《论语·述而篇》:子不语怪力乱神。《论语·为政篇》:非其鬼而祭之,谄也。《论语·颜渊篇》:死生有命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:子疾病,子路请祷。子曰:有诸?子路对曰:有之。《诔》曰:祷尔于上下神祗。子曰:丘祷之久矣。

一个如此不信鬼神与卜筮的人,怎么可能下大力气研究《易》?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说孔子重视《易》教。《易》以神化。司马迁讲的六艺是: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周礼·地官司徒保氏》讲的六艺是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记曰:曾子曰:敢问何谓七教?孔子曰:上敬老则下益孝,上顺齿则下益悌,上乐施则下益谅,上亲贤则下择友,上好德则下不隐,上恶贪则下耻争,上强果则下廉耻,……此谓七教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:凡天下国家有九经。曰:修身也,尊贤也,亲亲也,敬大臣也,体群臣也,子庶民也,来百工也,柔远人也,怀诸侯也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说孔子主张四教:予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孔子主张:兴于《诗》,立于《礼》,成于《乐》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曰:子所雅言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《礼》。只有司马迁说孔子之教学有《易》教,其余诸人,连孔子在内,也没有说教学内容有“《易》教”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曰:商瞿子夏本受《易》于孔子,以授鲁桥庇子庸……唐孔颖达于《周易正义》中便认定孔子传《易》于商瞿子夏。这个说法被唐陆德明在《经典释文序》中否定了:子夏《易》是丁宽所作。《文苑英华》载唐司马贞曰:《易传》,子夏,韩氏婴也。指明韩婴传《易》授受有绪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肯子夏传《易》为“伪中之伪。”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曰:孔子适周问礼,盖见老子云。适去,而老子送之曰: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,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,窃仁人之号,送子以言。曰: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,好议人者也;博辨广大危其身者,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,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曰:孔子适周,将问礼于老子……《庄子·天运》及《太平御览卷一》引用《庄子》的话,都记载了同一故事,繁简不同,故事演义有差,内容基本一致。李林炌(音:慨;意:明火)把这些话作为根据,认为孔子问的不是“礼”,而是“易”。他认为“易”之发音与“礼”字相近;又因为孔子听了老子的话以后,曾赞美老子“其犹龙耶”,从而根据《说文》所说:“蜥易、堰蜒、守宫也。”古籍中有释“易”为“龙”者,于是认定孔子问的是“易”。这个说法太勉强,不须多解。《庄子·天运》老子答孔子问说得很明白:性不可易,命不可变,时不可止,道不可壅。苟得于道,无自而不道,无自而不可;苟失于道,无自而可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说得明白。老子说: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朽矣,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,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,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,态色与淫志,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,若是而已。这些教训孔子的话,与《易》无关。

《易大传》之“十翼”,说是孔子作的。这也是古代学《易》大家早已否定了的。《易大传》果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篇章,其中有丰富的辩证思维。《易·系辞》说:一阴一阳谓之道。又说:立天之道曰阴与阳,立地之道曰柔与刚,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仁与义,在《论语》中讲得很多,但只字未谈过阴阳之道。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子贡曰: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子贡的话说得准确,说孔子讲过阴阳之道,都是后人的演义。如《礼记·礼运》曰:故圣人作则,必以天地为本,以阴阳为端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: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王肃伪作《孔子家语·本命解》曰:分于道谓之命,形于一谓之性,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……阴穷反阳,故阴以阳变:阳穷反阴,故阳以阴化。《京氏易传》曰:孔子云:阴阳运行,一寒一暑,五行互用,一吉一凶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此皆后人假借孔门之口的论说,不足为凭。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谈过“道”、“天”、“命”;谈“性”很少。

《论语》中“道”字凡六十见,有几种不同的含义:1:《论语·阳货篇》:道听途说。此“道”,指道路之道。2:《论语·学而》:礼之用,和为贵:先王之道,斯为美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:邦有道,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不废;邦无道,免于刑戮。这个道,指政治路线。3:《论语·里仁篇》子曰,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子曰: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这个“道”,指治国安邦之大道。4:《论语·里仁篇》曾子曰: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这个道指处世之道。5:《论语·八佾》子曰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也。《论语·里仁篇》子曰,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这里的“道”,指方法。可见,《论语》中的“道”,与《易大传》的道,根本不相同。

《论语·子罕篇》子曰:有鄙夫问于我,空空如也;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北宋张载便以“两端”为“阴阳”: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己者,立天地之大义。天地变化,二端而已。《正蒙·太和》清王夫之同此说。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说:两端犹言两头,言终始,本末、上下、精粗无所不尽。《礼记·中庸》把“两端”解为“用中”:执其两端,而用其中于民。郑玄注这句话说:两端,过与不及也。用其中于民,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。朱熹注这句话说:度量以取中,然后用之,则其择事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看来,把“两端”说成“阴阳”,是不能成立的。孔子没有讲过阴阳之道。

《论语》讲了中庸之道:《论语·雍也篇》子曰:中庸之为德,其至矣乎!《论语·季氏篇》子曰:过犹不及。《论语·子路篇》子曰: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。《论语·尧曰篇》子曰:允执其中。这些与《易大传》的“神无方,而《易》无体”,毫不相干。

孔子多处讲了“天”与“天命”,但其含义是模糊的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子曰:天何言哉,四时行鸟,百物生写,天何言哉?这个“天”,指自然的天。《论语·为政篇》子曰:五十而知天命。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犹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子曰: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《论语·雍也篇》子曰:天厌之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子曰:天生德于予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子曰:唯天为大。《论语·子罕篇》子曰: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子曰:固天纵之将圣,又多能也。子曰:吾谁欺,欺天乎?《论语·先进篇》子曰:天丧予。《论语·尧曰篇》子曰: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子曰:知我者,其天乎。这些“天”,均指“有人格”的天。

《论语·里仁篇》子曰: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。这个“天下”,指“天下之人”。

孔子一方面“畏天命”,一方面又觉得“天命”也不灵;他“畏天命”的话如:《论语·颜渊篇》子曰: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;《论语·宪问篇》子曰: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《论语·子张篇》子曰: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《论语·尧曰篇》子曰: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。死生有命。命也。这些“命”,显然均指世俗之“命运”。与此同时,孔子对于“命”又有所怀疑:

《论语·先进篇》子曰: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亿则屡中。子贡不信命,做买卖常发大财。孔子觉着“命”,也很难说了。《孟子·万章篇》也说过类似的话:莫之致而致之者,命也。但孔子最终还是悲叹一声,服从了命运的裁决:《论语·子罕篇》子曰:凤鸟不至,河不出图,吾已矣夫!

总之,我们无法找到孔子研究《易》的事,看不到孔子哲学思想里有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或“弥论天地之道”《易·系辞上》;孔子从来没有谈过《易》之卦与爻;相反,孔子对占卜的事并不相信。看来,孔子“序易传”之说,是不能成立的。

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定《礼》、《乐》之说,还涉及孔子著《孝经》。《孝经》已成为《十三经》之一,全书处处都是“子曰”,儒家曾定为孔子之作,但早已有人认为伪作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孝经类》之节说曰:蔡邕《明堂论》引魏文侯《孝经传》,《吕览·审微篇》亦引孝经《诸侯章》,则其来古矣;然授受无绪,故陈骙、汪应辰皆疑其伪:今观其文……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。可见孔子著《孝经》之说,也不能成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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